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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6年4月21日，复活节。这天上午，在英国西南海岸的提尔顿农舍，62岁的经济学大师约翰·梅纳德·凯恩斯因心脏病发作去世。从1943到1944年，他被“布雷顿森林协定”谈判折磨得疲惫、虚弱。从华盛顿回来，他的健康持续恶化。去世前一天，凯恩斯和妻子、母亲一起坐车去了海滨。回来的路上，他觉得身体还不错，决定和莉迪亚步行一段。他向她描述他刚买到的一本诗集，然后总结说，“所有这一切都只有一个意思：不用担心，神圣的公正总是存在的。”
1946年5月2日，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凯恩斯举行了追悼会，时任英国首相克莱门特·艾德礼主持仪式。追悼会上有英国政府内阁的大多数资深成员、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会成员、凯恩斯在财政部的老同事、美国驻英大使，当然还有他的生前密友——“布鲁姆斯伯里团体”的幸存者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在大西洋对岸，美国人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也为凯恩斯举办了盛大的追悼仪式。
凯恩斯的老对手、经济学家哈耶克给莉迪亚写来一份真挚的悼念信，说凯恩斯是“我认识的一位真正的伟人，令我无限仰慕。这个世界没有他，将变得更糟糕”。
《凯恩斯传》作者、经济学者罗伯特·斯基德尔斯基用古希腊神话对他的一生做了诗意的总结：凯恩斯不是悲剧型的，他是一个成功的英雄。
“他听到了海妖的优美歌声，但又做了防止触礁的准备，坚守他的才华和世界给他指定的大方向。他十分精明地追求所有的美好事物，既有生活，又有工作。他奇迹般地差一点达到了这个目的。”
1883年6月5日，约翰·梅纳德·凯恩斯出生在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个学者家庭。
他的生日和《国富论》作者亚当·斯密是同一天，中间隔了整整160年。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创立者，被誉为“微观经济学之父”，他最广为人知的是把自由市场比喻为“看不见的手”；比他晚生的凯恩斯则被后世称为“宏观经济学之父”。二人一前一后，共同构建起科学、完整的现代经济学体系。
凯恩斯的父亲内维尔是一位经济学者，师从新古典经济学权威阿尔弗雷德·马歇尔。马歇尔曾对他寄予厚望，但内维尔缺乏雄心壮志，安于大学行政管理职务。凯恩斯的母亲佛罗伦斯是当时少有的、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，热心公共事务，担任过剑桥市市长。
凯恩斯很小就显露出超群的智力，他的父母为之骄傲并全力培养他。他拿到国王奖学金进入伊顿公学，后来进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攻读本科。他很快就被父亲的导师马歇尔相中，后者劝说他放弃数学，朝着成为专业经济学家的方向努力。
1906到1908年在印度事务部做了两年公务员后，凯恩斯在马歇尔、经济学家庇古的帮助和推荐下，回剑桥教授货币学。
从少年至壮年，凯恩斯有过令人眼花缭乱的恋爱生活，其中他最重要的爱人是视觉艺术家、美男子邓肯·格兰特。邓肯代表了凯恩斯钟情的类型——天然的、自发的艺术家，有完整的内心世界，却需要外部保护。凯恩斯生命中的另一位重要爱人、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俄国芭蕾舞演员莉迪亚·卢波科娃也是这一类型。
在剑桥和伦敦，凯恩斯结识了一批终生密友。他们都认同剑桥的道德哲学家G·E·摩尔的思想，因聚居在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街区而被冠名为“布鲁姆斯伯里团体”。
“布鲁姆斯伯里团体”在20世纪英国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成员里有诸多知名人物，包括作家弗吉尼亚·伍尔夫和她的丈夫，她的妹妹、画家凡妮莎·贝尔，作家E·M·福斯特、李顿·斯特雷奇，以及和凯恩斯有着漫长情感纠葛的邓肯等等。
这是一群具有反叛精神的波西米亚式艺术家和知识分子，他们抛弃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风俗和道德观，以摩尔的“至善”作为行动和人生准则。成员之间以色彩斑斓的开放式关系著称。
凯恩斯是这个小圈子里的非典型：唯一的经济学家，被主流社会褒奖的成功人士，在英国权力要害部门担任要职。但他一直为朋友们慷慨地提供经济资助，后来还为他们理财，支持着他们的艺术、文学和出版事业。
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朋友圈，对凯恩斯一生的思想和行动影响至深。对他来说，关于生活目的的哲学，优先于关于生活手段的哲学，而后者就是经济学。
《国富论》作者亚当·斯密（视觉中国/图）
凯恩斯一直对公共政策有着浓厚的兴趣，他从来不是那种纯书斋的理论学者。
1906年，凯恩斯从剑桥本科毕业时，在英国印度事务部做过两年低阶文官。剑桥经济学家奥斯汀·罗滨逊曾说，凯恩斯在那里学会了“从一个行政长官的角度来看经济学上的问题”。他还掌握了跟社会上层人物打交道的能力，包括如何“精心设计谈话、以给40岁的中年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”。
回到剑桥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、完成对印度货币体系的论著，让他获得了进入“皇家印度货币和金融委员会”的资格。这些资历、名气和人脉又让他成为英国政府的专家顾问。
1914年，“一战”爆发后，他被征召到英国财政部帮忙。1918年11月，长达四年的“一战”结束。次年1月，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参加巴黎和会。在和谈前，凯恩斯就开始负责为英国政府制定德国赔款问题的方针和立场。
早在两年前，他与人合写过历史上收取战争赔偿的经验教训。1918年10月，他在为财政部写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出一个观点：即对德国要求的赔偿不应该达到足以摧毁德国的生产能力。
当时，战败的德国国内食物短缺，民众正在挨饿，社会秩序已经到了崩溃边缘。但是，战胜国不关心这些问题。在巴黎的会议厅里，各种政治力量博弈，贪婪、好战、报复的声音占据了绝对上风。
在和谈中，另一个凯恩斯提出的问题——战后的欧洲重建计划——遭到冷遇。美国总统威尔逊写信给英国首相说，不可能帮助德国重建经济，“我们从一开始就打算剥夺它所有的资本。”巴黎和谈最终成为战胜国瓜分战利品的大会。
劳累、失望加挫败感，让凯恩斯病倒了，他搬出英国财政部谈判团队下榻的酒店，在巴黎西边找了个安静的公寓躲起来。他写信给母亲说，自己有一半时间都躺在床上，只有和财政大臣张伯伦、元帅J·C·斯马茨和首相劳合·乔治会面时才勉强起来，“我完全不喜欢那样的前景，直接睡到了床上。”
回到英国，他躲到旧情人邓肯和其伴侣凡妮莎在乡下租的一间农舍。他用两周时间，一口气写成《和平的经济后果》。在书里，凯恩斯用冷静、无情而带着嘲讽的口吻，揭露了战胜国索赔主张的荒唐。他指出：和谈与和平无关，战胜国只是想贪婪地复仇，渴望让德国永远臣服。
他随之预言：沉重的赔款会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和极端政体，引发另一场世界大战。12年后，这一预言成为现实——受困于巨额的战争赔偿，德国在穷困潦倒中挣扎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，纳粹势力借此崛起，最终发动了一场报复性的世界大战。
《和平的经济后果》于1919年12月出版，8个月后在全球已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，销量达10万册。
这也让很多人感到愤怒。英国财政大臣奥斯丁·张伯伦在给凯恩斯的信里用“痛心”形容自己的不满。此后数年，凯恩斯被排除出英国政府的决策权力圈，尽管张伯伦一如既往地向他咨询货币政策。
在法国，他成了“不受欢迎的人”。一些强硬派媒体干脆指责凯恩斯亲德，说他根本不明白狠狠教训德国人有多么重要。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，建议德国授予凯恩斯最高荣誉——铁十字勋章。
在罗伯特·斯基德尔斯基看来，《和平的经济后果》事实上是一种特殊的个人宣言，凯恩斯要让经济学家成为20世纪的“君主”，因为其他的方法都已经行不通了。
这是经济学对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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